文章编号：2011 / 更新时间：2024-02-09 16:30:33 / 浏览：次

用微信扫码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据多个省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相关人士透露，在省级以下的机构改革中，除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外，普通地级市、各区县已设立的地方金融监管局（或地方金融办）或将不再保留。

调整的方向遵循《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的“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统筹优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等牌子”。

据多个省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相关人士透露，在省级以下的机构改革中，除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外，普通地级市、各区县已设立的地方金融监管局（或地方金融办）或将不再保留。

时报财经图库/供图陈锦兴/制图

地方金融监管体制调整

省级以下的调整幅度则更大。

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各省内涉及多部门、多层面的机构改革方案由各省拟定好方案后向中央报备，此次地方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便包含在各省整体改革方案中。据了解，目前各省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改革方案推进进度不一。

扭转“重发展轻监管”局面

另一大呼应《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求的调整，体现在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层面。上述金融局局长表示，改革后保留下来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主要有三方面：党建工作、传统地方“74”金融组织监管，以及金融风险的防范处置工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2023年5月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我国监管机构一般同时肩负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的责任，而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如果监管部门过度重视金融发展，则有可能部分牺牲金融监管政策的目标。”

长期关注地方金融监管的数字普惠金融专家刘澄清表示，“过去几年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跟它最早由金融办发展而来有关。金融办当时着重于发展金融，也不熟悉监管事务。”

证券时报在此前报道中曾梳理过地方金融监管的演变。2002年上海成立全国首个省级金融办，之后十年全国31个省级政府都成立了金融办。在当时的背景下，金融办的定位是服务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协调金融资源，向地方政府负责，按照地方要求工作。也因此，诸如为本地争取更多信贷支持，推动本地企业上市，引导企业发债等成为金融办的重要工作。而随着一系列金融风险的蔓延，中央开始压实地方监管责任，各地开始组建地方金融监管局。直至今日，部分地区金融办向金融监管局的转变仍未完成。

“过去老说（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是重发展轻监管，可能就要通过这次改革把这个问题解决。”上述金融局局长说。

随着中央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明确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这一态势有望在改革后得到扭转。

黄益平在其文章中还提到，“过去一些领域的风险没管住，并不是没有相应的政策或机构，而是许多监管措施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此类情况在三四线城市及县一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较为普遍。因此，上述针对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方向，也是在看到这种种问题的基础上确定的。

不过，此间也还有重要的问题尚待解决和明确。

一是被撤销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地市，划归为地方监管的传统“74”地方金融组织，改革后的日常监管工作由谁负责？

此外，上述西北某市金融局局长提到，今后地方金融组织可能将不再新增审批，停止机构准入，转而将工作重点放在存量风险的化解，和行业健康规范发展上。

二是人员问题。被撤并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人员将去向何处？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后期地方金融监管在执行方面的有效性。某地方金融监管人士提及，被撤销后的机构人员可能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实施分流，部分人可能会被调配到其他将承担起地方金融日常监管职能的政府部门去，继续从事此前的监管工作。

“74”地方金融组织监管难题

剥离“发展”职能后，保留下来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将主司监管，目前划归地方监管的“74”地方金融组织无疑是主要监管对象。其中“7”是指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4”是指投资公司、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等。

数量超3万家单体规模小

“74”中，小贷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和商业保理公司的数量较多。中国租赁联盟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全国融资租赁企业总数为1.19万家；中国典当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中国典当企业数量达7783家；央行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9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5604家；据中国融资担保行业协会统计，2021年全国有4838家融资担保企业；据新华社报道，目前我国活跃的商业保理公司数量为1000家左右。

具体到不同省市，地方金融组织的数量则各有多寡，这与各地金融业发展水平、准入门槛高低，及近年来地方金融监管收紧有关。北京2022年地方金融组织共有802家，同为直辖市的上海则高达数千家。福建省截至2023年上半年，七类地方金融组织已超2200家，江西则只有576家。

由于过往地方金融组织发展不规范，导致经营混乱、乱象频发，监管部门对数量庞大的地方金融组织逐渐采取了“控新增、降存量”的态度，使得目前地方金融组织整体数量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比如，据《金融时报》报道，融资担保行业法人机构数量从2012年最多时的8590家减少到2021年的4838家，累计减少四成以上。融资租赁企业数量在2020年达到顶峰的12156家后，2021年减少了239家；活跃的商业保理公司数量也在2022年一年间少了200余家。

从规模上看，大多数地方金融组织的规模哪怕相对中小金融机构，也都普遍很小。

以河南为例，根据媒体报道，2023年三季度末河南省地方金融组织共有730家，总资产为2619.39亿元，不及河南中原银行同期总资产（截至2023年6月，总资产为1.36万亿元）的1/5。

分行业来看，河南省内融资担保公司、小贷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和商业保理公司平均每家公司的资产额在1亿~10亿元；典当行的平均规模更小，河南216家典当行，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资产总额共54.41亿元，户均资产规模仅2500余万元。

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我国地方金融组织虽然数量庞大，但规模普遍较小的现状。

客群资质弱经营存困难

从地方金融组织的定位和在地方金融产业中扮演的角色来看，在由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占据金融市场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地方金融组织的功能主要在触达和服务银行不愿或难以接触到的小微、“三农”等普惠性客群。换个角度看则意味着，地方金融组织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经过大中小各级银行等金融机构层层筛选后剩下的次级客户（弱资质客户），相应的信用体系不健全，潜在违约风险高。

上述这些先天不足的因素，也直接导致了许多地方金融组织的经营状况堪忧，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

如上述文章中提到的通辽市6家小贷公司，2022年总贷款余额1.94亿元中，不良贷款竟高达7362.32万元，且全部为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不良率高达37.96%。这也导致该市6家小贷公司2022年总的营业利润为-4327万元。而整个通辽市2022年12家地方金融组织的净利润之和为-5177.81万元，8家亏损，超70%的公司净利润不足10万元。

通辽市小贷公司的情况并非个例，当下我国小贷行业正在不断出清。根据央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全国共有小贷公司5604家，较2022年末减少354家。而在2015年峰值时，小贷公司数量高达8951家。

当然，除外部不利因素外，地方金融组织自身专业性不足、人员素质较差、业务不合规甚至违规发展等内部因素，也是导致许多地方金融组织发展困难的重要原因，甚至在过去多年出现了许多涉众的金融乱象。

比如，在不少已经爆雷的涉众集资案件中，私募公司、理财机构等常将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等作为虚假融资操作的工具；一些地方的小贷公司、典当行等则涉及高利贷、暴力催收等问题；部分地方的监管漏洞则让许多地方交易场所变为违规理财的融资通道。

庞大数量引发的监管难题

全国数万家的地方金融组织，至少六倍于持牌金融机构的数量，对于地方金融监管而言，无疑是个不小的挑战。

当然，在监管层面，无论是“74”类地方金融组织的划分，还是各地开始组建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都是在近几年才逐渐明确，其间存在长时间的监管缺失和空白。而即使在地方金融监管体系逐渐建立起来以后，“发展”也往往优先于“监管”。

根据中央机构改革精神和对金融工作的要求，各地政府今后对庞大的地方金融组织绝不是放任不管，仍要担负起属地责任，加强对地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处置工作。至于今后对这数万家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管细则，有待各省机构改革方案落定后明确。

观察｜“央地协同”落到实处填补监管缺失

金融监管层面的“央地协同”已经强调了很多年，但现实中，落地执行时还是存在不少错位。

简单来说，许多如今已经爆雷的违规理财产品（后续司法环节多被定性为“非法集资”）在早期发行时借由官方背书的金交所备案，后又转为各种不同名称的民间“伪金交所”。

金交所的批复、监管由各省级政府负责。作为金融交易场所，地方政府将其视为稀缺资源，各地纷纷成立，峰值数量近百家。却因重发展疏监管，在各类涉众金融乱象中频现金交所的身影。多个中央部委下发诸多文件要求地方金交所整改，规范发展，却因对金交所的日常监管在地方政府，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而后经历多年的清整、压缩，在地方的不情不愿中，金交所数量才被减至目前的28家。

这边中央通过一轮轮的清整压住了金交所的歪风，转眼间各地又冒出来了拿着区县政府金融办批文成立的“伪金交所”，促使中央展开新一轮的整顿。

一直以来，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受困于人员不足、专业性差、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无执法权等问题，而使得其实际监管功效大打折扣。但在如金交所、“伪金交所”等引发了大量风险事件的金融乱象中，地方金融监管最大的问题并非上述这些技术性难点，而是陷入了错综复杂的地方利益网络中无法独立，以致牺牲了监管，甚至用各种方法敷衍推诿来自中央的监管要求，让本该是“央地协同”的金融监管体系落地不易。

其中的症结所在，即是加在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中的“发展”职能。在“发展”的大旗引领下，很多问题就不是问题，很多风险也被看作了机会。

好在，中央对这一问题已看得很清楚。在这一轮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强调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属性，明确剥离了“发展”的职能。

如今，中央层面的国家金融监管体制已经改革成形，竖起了“獠牙”，在打造一支“监管铁军”。接下来，则是更为复杂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务必要打通理顺过往地方金融监管存在的症结、问题，转变省市县各级金融监管部门人员的工作思维和办事方法，才能将金融监管的“央地协同”落到实处。

而在这一改革方向的指引下，相信如上述催生交易场所乱象频发的监管缺失将得到极大填补，地方金融风险也将会被更有效地控制和化解。

责编：朱雨蒙校对：姚远

潜望系列深度报道丨股事会专栏丨投资小红书丨e公司调查丨时报会客厅丨十大明星私募访谈丨关于量化交易，证监会刚刚回应！丨东北团宠，火上热搜！哈尔滨市政府接连开会，已有股票连续涨停丨财政部长蓝佛安重磅发声丨荣耀账上躺着几百亿！CEO赵明回应上市等问题丨重磅！17部门联合印发，12大行业、领域迎利好丨深度｜“海上运钞机”一船难求，造船订单排到2028年！车企争相买船，“国产车自己运”成趋势

相关标签： 职能、 金融办、 黄益平、 金融监管、 监管体制、 金融公司、

本文地址：https://www.uel.cc/article/523440bcbb68485ddd22.html

上一篇：游客把景区给宰了之后，哈尔滨旅游爆了冰雕小...
下一篇：美股小幅收涨，中概股普跌道指纳指美元指数标...